在追求自由民主中

認識耶穌基督

¨    洪予健

 

  我來自中國大陸,屬於所謂"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又經過文化大革命磨難的那一代知識分子。回顧自己的心路歷程:從追隨共產主義,到對其徹底的拋棄;從信奉民主、科學萬能,到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的救主;前後一共經歷了三個階段。

 

「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青少年  

我們從小就被告知,生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青少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同時又肩負著神聖的歷史使命,那就是解放全人類,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甚麼呢?據說那是一個消除了剝削和壓迫,人們要啥有啥的人間天堂。無數的革命先烈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已經在我們的前頭光榮地犧牲了。我們要繼承他們的遺志,繼續努力奮鬥,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在舉國上下眾口一詞的歌頌聲中,我和當時千千萬萬天真的孩子一樣,被那美好的前景所吸引,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個來自「最高權威」的灌輸。

  年齡稍大一點,只聽革命故事當然不能滿足自己的求知欲。於是,黨又適時地把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著作擺到了我們的書桌上。好傢伙!一看書名,我這個當時只有初中程度的小青年,不由得馬上肅然起敬: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及三個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等。

  據說,這些書是人類最先進的知識的結晶,是世界文明發展的最高成就。據說,馬克思的最大功績,就是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將空想的共產主義這個人類古老的夢想,奠定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之上。提到科學,誰敢反對?

    所謂科學,就是對客觀事物間各種關係的正確描述或抽象。譬如,社會主義必然要取代資本主義,據說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科學」定律,就如同電學中的歐姆定律一樣,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既然無產階級革命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我若與之為敵,那豈不是愚不可及嗎?

 

遭到批判

  可是怎料到,我這個自以為在從理性高度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只因為在文革中說了幾句不合時宜的心裡話,竟遭到了批判。

  依據馬列經典,我自覺沒錯,但黨卻依據權力判定我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我越辯解,加在我頭上的罪名就越大。為了求得過關,我只好作出「深刻檢查」,在屈辱與虛偽中苟生偷活。我痛苦、絕望,其狀比那些不信共產主義的人更可憐。

  最初的懷疑無可避免地發生了﹕共產黨人搞的馬列主義,真是科學嗎?如果說馬列主義是科學,那就應該是人人都可以追求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可是,馬克思又公然宣稱,他的「科學理論」有其鮮明的階級性,只能為無產階級服務。那麼,誰是無產階級呢?是當時被下放到農村務農的我呢,還是那些住洋房、坐轎車的黨官們呢?我饑渴的心靈在黑暗中摸索,五官警覺地搜尋著外面世界的信息。

 

追求自由民主

  隨著文革後改革開放的到來,我接觸到了一些西方的出版物,特別是奧地利哲學家卡爾.波普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以其無懈可擊的邏輯分析,揭去了披在馬克思學說上的真理外衣。代之而起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新觀念,像一股透徹清涼的甘泉,沁入了我久旱的心田。我要掙脫極權控制,取得思想與言論的自由。

  1985年我赴美求學,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可是,這並沒有減少我對祖國前途與同胞命運的關切。相反的,由於親眼目睹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成就和自由經濟的繁榮,我觸景生情,更哀嘆祖國與人民的不幸。

  民主與科學,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兩大標誌,我國知識分子早在五四運動時,就曾竭力宣揚過。然而,如今科學似乎成了統治者的專利品,而民主卻被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並被一腳踢出了國門。這是中國人的恥辱。我們要繼承五四精神,掀起新的啟蒙運動,以拯救我們的民族。

  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行動。我在學校所在地的中國留學生中,鼓吹自由民主思想,並多次聯絡同學,參加全美留學生的公開信簽名活動,試圖推動國內的民主改革。

 

自由民主不能醫百病

  當震驚世界的八九民運遭到血腥鎮壓後,我感到悲憤交加。除了積極參與組織集會、游行等抗議活動外,還出面主辦了一系列的「六.四」研討會,期望總結八九民運的教訓,更深入一步地探討有關中國前途的問題。

  研討會是一個自由講壇,既請各地知名人士到會演講,也請當地關心民運的朋友商討切磋。在某次研討會上,正當大家就怎樣在中國推進民主政治的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之際,有人卻唱反調說﹕「嗨,都是吃飽了撐的。民主這玩藝兒有什麼好?我看美國這個民主社會呀,就不怎麼樣!」

  他的此語一出,我心頭為之一震﹕是呀,我們花了許多精力和時間,探討如何去爭取民主,卻沒有想清楚隱藏在這個追求中的,更為本質的東西。在那個同學所說的話里,實際上牽涉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如何檢驗一種人生追求的價值。

  要做這樣的檢驗,當然不能單單根據其目標是否美好而定,否則就會犯下當年共產黨人所犯的時代錯誤。況且,現實也正如那位同學所說的,在美國這個民主社會中,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幅遠非完美的圖景。雖然我們可以指出,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病,絕非民主本身的過錯,但是民主政治並不是一個包醫社會百病的良方,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直覺人有本體價值

  如此看來,我們為何還要追求民主呢?憑著直覺,我只能說這是人的一種需要。人類是一種多麼特別的生命群體啊!他們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尊嚴。其實,這就是自由的本質。任何美好動聽的「主義」或者制度,若以暴力鎮壓為後盾來推行,人們都會感到莫大的屈辱。因為,這樣就否定了人性的一大特點--自由意志。

  任何一種有價值的民主制度,都必須建立在對每一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的尊重和保障之上,肯定每一個人在公共事務中的平等參與權,而不論人們在種族、能力、財產、知識、信仰或道德觀念上的差別。而這一結論成立的前提是﹕承認每一個自然人,都具有其不可剝奪的本體價值。

  人類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專制統治者,都不承認這一點。他們總是企圖找出人們在社會存在上的某些表面差別,並據此建立人類價值有別論,以便維護其統治的合法性。譬如,儒家認為,道德是區分人的價值的標準。因此,天下應由道德高超的聖人治理。而尼采則信奉權力意志的價值,世界當由超人來領導。希特勒鼓吹雅利安人至上論,六百萬猶太人便因而遭生靈塗碳。馬克思主義強調,人的價值標準,必須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確定。他認定無產階級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故此他們的存在是最有價值的,而被認為阻撓社會進步的有產階級,當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必定要在無產階級革命中被消滅或者被改造。

  由此可見,若否定了自然人尊貴的本體價值,就會使民主制度失去其存在的正當性,而讓專制極權制度有機可乘。

 

對科學痴迷與離棄

  我痛切體會到專制社會的可怕,發現制度把人壓成了不敢講真心話的奴隸。那時我強烈地想要自己尋求一條思想的出路,尋回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在所謂的社會科學中,既然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我決定還是回到自然科學的追求中去;畢竟在科學的嚴格真理之前,任誰都無法顛倒黑白。

  我下決心要為科學而科學,探索宇宙奧秘,取得進展與突破,好滿足出人頭地的虛榮心;而作為科學與民主重鎮的美國,此時又成為我實現理想的夢土。一九八五年,我踏上夢土,到賓州大學研究物理化學。我的研究領域是「高真空裡分子束的微觀動力學行為」,它那沒有任何實用目的的純科學特色正中我下懷;賓大又是長春藤大學,許多研究是世界一流的。我甚為滿意,以為從此便可大展身手了。

  深入研究後,我發現自己像是走入了黑森林。大部頭文獻一本本地翻,真能啟發人的有時也不過一兩句話而已。有一次求問我的指導教授,她說:「這些問題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要知道這個課題是你在做,你已經是這一行裡對此瞭解最多的人了。」我一聽傻了眼。原來不知不覺間,我已經被推到科學的最前沿,而最前沿所看到的,竟是一大片的未知加上迷茫!

  儘管迷茫,我還是打起精神,每天披星戴月,在帷幕深重的激光實驗室裡摸索苦幹。好不容易在實驗上有突破性的進展,但指導教授與我就實驗結果的某些解釋又發生了分歧。我請教於我的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心想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這一領域中的著名權威,應該能作公斷,豈知他私下對我頗表肯定,公開場合卻含糊其詞,為的是不願得罪我的指導教授。

  科學裡有嚴格而客觀的真理嗎?在這條路上,我越走心越涼。我的博士論文充斥著「可能/也許/應該是」等不肯定語氣,論文答辯更在一連串的「我不知道」中圓滿結束。因為教授們不見得知道我所知道的,卻很清楚這門學科目前在哪些方面尚無進展;他們問到這些問題時,只要懂得回答「不知道」,就證明自己在這一行裡已經走到發現的最前沿,接觸到未知的世界了。

  教授們滿意我專業訓練有成,我卻自己甚為不滿。投身純科學,在奇幻恢詭的激光中耗了幾年,付出的代價如此巨大,得到的知識卻如此零碎、如此有限、如此不確定,怎麼談得上揭開宇宙和人生的奧秘?這又豈是我從小追求的人生目標?

  對純科學的執著一直是我的生命、我的宗教、我內在不可或缺的動力。然而在美國的這幾年,我在異文化的震盪中備嚐孤絕之苦,最徬徨無依時甚至想到過自殺。在心靈焦渴時,分子動力學的知識卻一點兒也幫不上忙。我醒悟到自己不是沒有達成目標的毅力,而是人生已經沒有了目標。人的價值何在?我當時卻沒醒悟到:若把不是神的當作神來供奉,就是再美好的東西都會變成咒詛。科學也不例外。

 

科學證實不了人的價值

  我對自然科學的執著,並未幫助我對人的本體價值有更為滿意的理解。單從科學的角度看,這個世界上除了運動、變化著的物質以外,找不到其它的存在物。連人也只不過是碳、氫、氧、氮等化學元素構成的一種物質存在形式而已。

  依據達爾文進化論的說法,人本身是在漫長的自然發展過程中,由無生命的化學物質演變而來的,也許只是一個向更高形式的物質存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生物種類而已。可見,人類的存在純屬偶然。作為一個生物體的人,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原始價值。

  我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自然科學研究人員,知道從嚴格的科學眼光來看,進化論中有著許多無法自圓其說的漏洞和盲點。我相信,即使是一個在哲學上信奉進化論的生物學家也得承認,進化論在科學實證上所遇到的麻煩,要比它所得到的支持多得多。但是,話又說回來,科學雖然救不了進化論的命,但也不能用來論證人的價值呀!原來科學這個現代文明的天之驕子,其研究範圍只不過是現象世界而已。至於對人類世界的價值本源問題的回答,已經超出了現象世界的範圍,是科學所無能為力的了。

  這一發現使我慌恐不安:想不到我所珍愛的民主自由價值觀,竟然不能在我一向推崇的科學理性王國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我對科學的執迷由此被打破,使我又陷入了人生的掙扎之中。

 

美國開國先賢的信仰

  理性與科學的發展,並不為自由民主的價值建立根基。這說明,人們不能單靠科學方法去追求真理。那麼,前人又是遵循何種方法而建立自由民主價值觀念的呢?

  遍查世界各國的民主發展史,發現最早又最成功的民主運動,如英國的「光榮革命」和美國的獨立戰爭等,都是由基督教清教徒所主導的。而我們過去一直很崇敬的法國大革命(其意識形態深受伏爾泰、盧梭等啟蒙運動領袖的無神論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帶來的卻是恐怖的雅各賓黨人的專政,以及其後長達百年之久的政局動蕩。這難道只是一種巧合,沒有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嗎?

  著名的美國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就概括了清教徒的信念:人人受造平等,且被造物主賦予了若干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樣的宣言,並非在表達一個可經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而是代表著他們神聖的信仰原則。因而,其語氣才如此堅定而不容置疑,有著絕對的權威性和不可思議的神奇力量。顯然,美國的開國先賢們,將人的本體價值奠定在完美上帝的神聖創造之上。人的價值本源不是來自地上,而是來自天國;不是來自現實世界的約定,而是來自超然世界的命定。

  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超越觀念啊!我每次讀到這些句子,便感到熱血沸騰,一股莊嚴神聖的感情,從心底油然而生。如果能證實這樣的觀念為真理,民主自由的價值就得到了終極上的肯定。可是,如果這只是人們的思辨假設,「天賦人權」只是人們發動革命的托辭,那麼這個世界就顯得荒謬而不可思議了。除非我們相信這個世界從本質上就是虛無的或者荒謬的,所謂終極價值純屬子虛烏有,否則我們如何能相信一場導致人類進步,具有明顯美善價值的革命,竟然必須建立在虛假的信念上呢?反而宣揚人畜同祖,認為人類弱肉強食,殘酷鬥爭具有正當性的進化論,倒是正確地反映了世界本源的真理嗎?

 

參加查經班

  事實上我在民運的道路上沒走多遠,民主的可貴在於尊重人的自由選擇。然而當時我最大的困境卻正在於不知如何選擇,因而對我也就沒有自由可談。六四事件之後,許多並不關心民主的人卻來找我,說他們想留在美國,希望我為他們上國會去遊說。我對這些人深感失望:平時邀請他們參加研討會不來,現在搶著享受別人犧牲的成果倒快!柴玲在激憤之下曾說:「中國人,為你去死不值得!」因為她覺得他們不可愛。我對此深有同感,今天回想起來,才知道這種血氣的愛膚淺盲目而且自義,當然不可能去愛不可愛的人;愛國愛人的動力不從永恆而來,民運的路當然也就走不下去了。

  就在我對科學與民主的憧憬先後覺得失望至極的時候,神讓我第一次謙卑下來,參加了費城的一個國際學生查經班。這對當時的我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打從到了美國,我的一大疑惑就是科學在西方如此發達,基督教怎可能還有市場。記得有一回在一個家庭舊貨的自賣攤上,我隨手打開一本厚厚的書,書名赫然是系統神學。當時不覺笑出聲來,心想人也真是聰明得可以,能把一個不存在的神講得煞有介事不說,居然還寫成皇皇巨著,實在不可思議。(反諷的是幾年之後,我卻進了神學院攻讀系統神學。)

  那時查經班恰好在讀<創世記>。讀到神按祂自己的形像造人時,我受到極大的震動,當年最痛苦的經歷再度襲上心頭。原來按著良心追求真理,是每一個人不可被剝奪的神聖權利,這權利一旦遭到封殺,人就會備感屈辱;這是因為在人裡面有神高貴的形像,放棄這形像無異於放棄作人。一言以蔽之,人最神聖的權利為什麼不能被侵犯?因為神的形像不能被扭曲!我過去求索民主的根基而不可得,是因為接受了進化論對人類起源的解釋:在進化論中,人從猿猴演變而來,完全出於偶然,並沒有任何不可缺少的價值可言。聖經卻肯定人的價值,因為造人的神有價值;每一個神所造的人都被賦予了極尊貴的權利,正如美國獨立宣言所說「人人受造平等,且被造物主賦予某些不可讓渡的權利」。民主的精髓便奠基於對這權利的尊重與保護。

  這個發現令我好生感慨。從孔夫子推崇聖賢治國,到柏拉圖主張由哲學王統治人民;從希特勒叫囂「亞利安人至上」,到馬克思聲稱「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人總是根據人類存在上的表面差別,將人分成不同價值的群體,從而為專制統治提供有力的論據。我百思不解的是:為什麼偏偏倒是聖經這本基督教的古老經典,卻能藉著人為上帝所造的說法,替民主價值的來源作出如此奇妙﹐卻又神聖無比的解答呢?聖經的話究竟能不能當真呢?但若當不得真,民主不但在理論上缺了最重要的根基,而且就歷史的觀點來說,現代意義的民主在西方也不可能發生。想到這裡,我不但在情感上親近了基督教,甚至理性上也對它多了幾分認同,於是開始認真地參加查經班的活動了。

  儘管我興致勃勃地持續參加查經班,腦子裡根深蒂固的無神論思想卻揮之不去。別人看我態度不錯,以為我快決志了,有一次就在未徵求我同意的情況下,安排我和一些基督徒輪流禱告。我挺憤怒的,覺得自己是個堅持原則的人,用理智討論問題可以,叫我當傻瓜對著空氣說話免談!會後他們憐憫的眼神更令我受不了,覺得回報這種心地雖善良,腦筋卻不清爽的基督徒除了敬而遠之,實在別無他法。這麼一來,我與神初次的接觸也連帶結束了,因為上帝對那時的我來說,只不過是宇宙間最高真理原則的代名詞而已。

 

美善人性之本源

  信主以後,隨著聖經知識的增長,我纔慢慢地對人生的意義和人的本性,有了真正清醒的認識。我雖然已經脫離了民運的行列,卻反而對自由民主價值的真諦有了更多的感悟。

  聖經在<創世記>裡講述說,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並賜福給他們,讓他們的後代遍滿全地,更讓他們管理全地的魚類、鳥類及所有的走獸和昆蟲。這是多麼寶貴的啟示啊!神創造了人和宇宙萬物,但是唯有人類(而不是某個君王、聖人或某個種族、階級),才被授予管理世界的權柄,在神的面前享有特別尊貴的地位。因為,神愛人,人是神的精心傑作,是萬物之靈,具有不可剝奪的原始價值。一切形式的專制極權統治,對人類感情及心智的壓抑和虐殺,都觸犯了神造人的本意,已經或正在受到歷史的懲罰。

  可是,這種虐殺人性的殘暴統治,歸根結底還是由人去實行的。為甚麼具有神形象的尊貴人類,竟變得相互間如此殘忍?聖經對此的回答是:人的祖先在被造之後,背離了神,致使人性中引進了罪性。這最大的罪性,就是我們失去了本來信神、愛神、敬畏神的傾向,而變得自我中心,或去崇拜假神。

  這種罪性在統治者中的典型表現,就是狂妄,自以為是萬民之主,想取代神的地位;作為被統治者,則表現出盲目迷信,奉統治者為神明,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他們。這其實是千百年來人類受苦難的根本原因。

  儒家提倡建立以仁愛忠恕之道為基礎的理想社會,這是非常可貴的。可惜,他們將希望寄托在天人合一的君王身上,豈有不落空之理?馬克思主義者聲稱已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之根本規律,這更是由於狂妄而引起的無知。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們曾經滿有自信地高唱:「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然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在奪取了政權後,卻在東方紅裡面唱道:「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與國際歌裡的那種自信的宣示相比,豈不是莫大的諷刺嗎?

  原來,即使是最激進的無神論者,也並非真的不要神,只不過他們要人們把他們的領袖當成神來敬拜罷了。

  可是,違反了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鐵律,必定要自食其果的。這個鐵律既作用在任何想扮演神的角色的「上智」身上,也作用在那些盲目將人當成神來頂禮膜拜的「下愚」身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這樣一齣典型的現代鬧劇嗎?

  現代民主政體,率先在有基督教傳統的國家裡取得勝利,正是因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一點上得益於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從聖經中得到民權神授的觀念,因而在憲法中規定政權民授,使任何個人都不能得到惟有上帝才能擁有的絕對主權。絕對的權力,只能使人絕對地腐化。試想,假如美國的首任總統華盛頓,藉著開國的餘威,自我無限膨脹,硬要稱帝,恐怕美國的歷史就得改寫了。  

    另外,如果當時的美國人民,上下一致,對華盛頓狂熱崇拜,非要他擔任終身的「偉大領袖」或者「大皇帝」不可,美國的民主運動也不會有甚麼好結果。這兩種情況之所以未曾發生,正是因為基督教信仰既給了華盛頓謙卑的美德,也給了當時的美國人民作出正確抉擇的智慧。

  其實,即使是現代的民主法治,也只是提供了一個建立較好社會的必要條件,但決不是達到理想社會的充分條件。第一,因為人所創立的制度和法律,決不可能完美無瑕。例如,「多數裁決」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則。可是,真理有時卻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當年,希特勒不就是靠著多數選票上台的嗎?此外,社會上很多問題根本就不能靠民主立法來解決。譬如,我們不能單靠立法來控制日益升高的離婚率。第二,即使是再好的制度與法律,也都是要靠人去實行的。如果人心軟弱,或者根本壞了,民主程序的操作就會受到很大的損毀。譬如選民急功近利,就會鼓勵政治投機家的出現。反之,政客也可能危言聳聽,誤導選民,從而釀成人間災禍。

  原來,民主政治的本質,充其量只是使公民神聖的自由權利得到保障而已;而民主制度的不足,顯示了人類在偉大的同時,又有卑微的一面。顯然,公民自由意志的伸張,並不能自動消除人類社會的罪惡。聖經指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三23)。在公義的神面前,無人能償還這筆債。既然人注定要在罪中沉淪,那麼,神賦予人自由意志究竟有何用?這是人在意識到自身局限,無法面對苦難遍佈的世界時,對神的最後詰難嗎?

 

祂為我死,我為祂活

  想不到就在我因著不信禱告的事離開查經班之後,行奇事的神卻另闢蹊徑,使我太太經由向祂禱告的途徑進入了教會。事情是這樣的:當時一莉與我的關係持續緊張,甚至到了兩個人都考慮分手的地步。八九年底,我們移民加拿大的報到時限臨近,我可以用博士論文尚未完成作為理由推遲報到,一莉卻必須如期前往。這使她很煩惱。她知道這麼一別,也許就是婚姻休止的前奏。一方面她想遠走異地,堅強地獨自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她卻無從著手,連報到都不知往哪裡去才好。

  那年感恩節,一莉八十多歲的姨媽遠從加州薩加緬度專程前來。整整三天的時間,老人家都在講神怎麼帶領她,又怎樣在幾個關鍵時刻垂聽了她的禱告。姨媽殷殷叮囑我們都要接受耶穌基督為主,有什麼困難就向主禱告。一莉當時雖以「予健是去查經班的」胡亂敷衍過去,但是福音的種子還是悄悄種進了她的心田。

  老人家回加州之後,一莉有天正不勝煩擾之際,忽然想起姨媽的話。她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坐下來禱告說:「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請你在加拿大幫我找個工作。最好在溫哥華,而且不要有面試。」因為她屬意溫哥華,同時對英語沒信心,害怕面試。履歷表發往加拿大各大學,有的沒回音,有的說暫無缺額,有的要她先去面試;只有溫哥華的卑詩大學(UBC)打電話來,說是決定雇用她到生化實驗室工作,並且不需要面試。

  一莉在中國學的是石化專業,到美國後只修過幾門課,並沒有拿什麼相關的學位。她把找到工作的消息講給美國的同事聽,大家都說溫哥華謀職真是太容易了。等一莉九零年春到了溫哥華,有基督徒來接機,當天就把她帶到查經班。聽完她的自我介紹,在座的人都表示不可置信,說:我們這兒就有好幾位生化碩士都得不到這份工作,怎麼偏偏給了遠在美國東岸的妳?」那時一莉才知道原來在加拿大求職比美國還難。她不由得想起自己早先的禱告,以及禱告結束時對神的承諾:「如果你答應了我的祈求,我就信你。」

  一莉抱著還願的心理,開始來信友堂聚會。起初雖然聽起道來不知所云,但是規律地聚會了一段時間之後,生命還是有了變化。她開始下決心挽回我們的婚姻,於是常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溫哥華有多好,她多麼希望我過去,甚至還說幫我在UBC聯繫好了工作。一莉這麼一改變,使我有了深深的觸動,因為我實在並不想面對家庭的破碎,想想先到溫哥華來做一段時間的博士研究也好。就這樣,因著神奇妙的安排,把我從費城帶到這裡,不但拯救了我們的婚姻,更拯救了我的靈魂。

    我隨著一莉來信友堂時,溫哥華地區新成立的中國留學生查經班剛好也在信友堂聚會。感謝主將我再度帶進查經班,因為經過一番折騰之後,我的心已經不再剛硬,此時讀起神的話語便覺有如甘霖,滋潤了我久旱的生命。有好長一段日子,我不由得整夜整夜地閱讀聖經以及從查經班借來的屬靈書籍。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十一28)這話使我潸然淚下。幾十年來,我總是「眼在追求,心在漂流」,擔子越背越重,何曾有過安息?過去聖經頂多證實了我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追求有其神聖的根據,但如今聖經卻向我指出造成這種求而不得的痛苦,其根源乃在於我自己的罪,而這一點我過去何曾看到過?在聖靈的光照下,那真正的我就是一個十足的罪人:所謂為人正派,只是不敢去作大惡而已;所謂獨善其身,其實是連小善也不甘向人行的藉口,這樣的我如何奢談追求真善美呢?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三23),是罪使我完全瞎了眼:第一,看不見我追求的目標正是被世界的罪所扭曲的目標,共產主義如此,科學主義和世俗的自由民主觀何嘗不是如此?我捨本逐末,難怪至終成了歧路亡羊。第二,我看不見自己在這些追求背後,其實包裹著一顆自私自義的心;剝去了科學民主美麗的外衣,內裡只剩下今生的驕傲,努力的動機不外乎為了傳揚自己的名。就像聖經裡那群人,以為把磚燒透了就可以造出通天的巴別塔;在神看來,「欲與天空試比高」恰是人最大的罪,因為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絕了與神和好的機會。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十七﹕3)為此祂準備了我一生:祂先使我絕望於共產主義的理想,繼而粉碎了我對科學研究的頂禮膜拜,最後甚至使我在民主自由的吶喊中陷入了困境。就在心力交瘁、再也無路可走時,神讓我終於明白真正值得自己一生去追求的,就是認識祂。在進入救恩之門的那一刻,我卸下勞苦的重擔,經歷到重生的狂喜。

感謝神讓我成為這一代典型的中國知識份子,讓我和他們經歷了一個同呼吸共命運的過程。祂這樣準備我,不但是為了拯救我,給我永恆的應許;更是為了差遣我,讓我成為中國福音禾田的一名工人,將救恩的福音帶給許多來自中國﹐心靈飢渴的知識份子。我這輩子若不被神用怎麼行呢?從讀神學到牧會的這七年間,我經常有機會到各處佈道。許多人向我表示,我的得救見證對他們的信主有所幫助。不堪如我,連過去曲折破碎的經歷都能蒙神恩待使用,誰說耶和華不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的神呢!(信友堂供稿)

 

(6471期,199918月號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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