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醒時分:

一位社會科學家的生命轉變

¨      李 靈

 

青年時期的困惑

  韓戰方酣之際,我在上海出生。童年時代家裡從未有人同我講起過神,也沒有任何關於教堂的印象,只記得隔壁江家奶奶生病時,來看她的人有時會講到神什麼的。有一天,我正在她家玩,有幾個人來看她,臨走前跟她說耶穌會幫助她之類的話,我不知道那就是禱告。

  回家問奶奶,耶穌是誰,奶奶說,她不認識,但爺爺從前認識。1994515日,我受洗,並把這個喜訊告訴我爸爸時,他跟我講起了爺爺的故事,我這才明白奶奶為什麼會那樣說。原來我爺爺小時候家裡很窮,他父母養不起五個孩子,我爺爺是由一位外國傳教士領養大的。長大後,他沒有去事奉神,而是走出教堂參加了國民革命軍。對此,爺爺生前常常感到對上帝的虧欠。現在,我信了主,這對爺爺的在天之靈肯定是個莫大的安慰。

  我沒有真正上過一天中學。1969年我也算中學畢業了,1970年還被當作「知識青年」送到江西農村插隊務農。想不到在農村無論我多麼能吃苦,多麼努力地幹,甚至拚命,回城進工廠的機會還是輪不到我。我並不因此而失望,我盼望著另一種機會,那就是上學。我喜歡讀書。1973年,國務院決定恢復全國高等院校考試,我的機會終於等到了。我獲得了總分全縣第二的好成績,而全縣有十二個上大學的名額,這下不怕榜上無名了吧。

  不久,《人民日報》發表了編者按文章,把遼寧省知識青年張鐵生在考場上交白卷的行為稱之為「敢於向資產階級教育路線作鬥爭的英雄行為」。我聽到這個消息時驚訝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在那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事已經讓人見多不怪了。可是這件事實在荒唐得離譜,我一氣之下寫信到《江西日報》嚴厲駁斥。結果,我被拖去辦了近一個月的「學習班」,要我深刻檢查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深挖各種錯誤思想的「階級根源」,上學的資格更是早被取消了。我被完全搞糊塗了,真不知道這天底下還有沒有公理。

 

求學與「叛逆」

  1979年,我考取了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當時,在我們大學生當中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本來是個神聖的話題,卻引起了我痛苦的回憶和思考。年底,上海市大學生演講比賽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行,主題就是「愛國主義」。我進入了前三名。決賽那天,我特地穿了一身黑衣服,我就是要告訴大家,我不是來讚美,而是來祭奠我們的祖國的。因為,「祖國」一詞的內涵,早已完全被「國家」所取代了。全部的民族內容和文化意義完全消失了,其中「民族性」被「階級性」所取代,而「文化」已被納入意識形態的框架之中,為意識形態的需要所「用」。

  當我演講時,前排的要人們早已面露怒氣,只是同學們的陣陣掌聲才使他們沒敢當場發作。比賽結束了好長時間才宣布發獎,奇怪的是在場的聽眾比我還有耐心,全部在會場裡等著。其實,我壓根就沒想要得獎。最後,他們給了我三等獎。掌聲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我明白這掌聲的含義,我更明白,大禍將臨了。果然,當晚我正要去圖書館自修,一位政工幹部領著兩個陌生人(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公安局政保處的)在宿舍門口攔住了我。他們要我把演講稿交出來,我說這是即席演講沒有講稿。他們要我深刻檢查,我也無法從命,因為我覺得自己說的都是實話,不知道檢查什麼。他們走後,學校規定我每天臨睡前要向系裡的政工負責人匯報當天的活動,否則就開除學籍,交公安局處理。

  1983年大學畢業後,到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教了三年哲學和倫理學。八六年我又考取了復旦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同年結婚。八九年初,哲學系根據我的學習和論文情況,決定我留校任教,並免試直升攻讀博士。時到春季,隨著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京滬兩地的學生均有舉動。「六.四」之後,有人向學校檢舉,說我是上海學潮的主要策劃者,組織者,人民廣場的演講者。學校取消了我博士生的資格,並將我開除。公安局對我進行了多次審訊之後,規定我不准離開居住區,隨時準備聽候傳訊。三個月後,終因証據不足,決定對我不作處分。在朋友的幫助下,從十月份開始,我便到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工作。

  19922月,我應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來到美國,參加「中國憲政」的研究計劃,我的人生道路又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尋找與得到

  這個意想不到的變化就是我受洗歸主,成了一名基督徒。經過歷次運動,特別是一場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和道德對人們思想行為的約束力已完全被意識形態所取代。沉澱在人們心靈深處的「惡念」便無所顧忌地冒了上來,神州大地一片「惡」浪滾滾。中國需要意識形態,至少在傳統文化和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恢復之前,我們應當為社會提供新的意識形態。我當時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適合社會發展需要的意識形態。

  我就是抱著重建意識形態的願望去讀研究生的,我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馬克思意識形態研究》。本打算在博士階段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再下一番苦功,「六.四」卻打斷了我的計劃,也改變了我的命運。

  在美國我面臨的問題是,如果我真的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和「憲政」揉合在一起,這樣的「憲政」還是不是它原來意義上的「憲政」?真正的憲政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精神土壤?對此,我感到茫然,不知道美國的政治制度是以什麼精神為基礎的。

  我一頭栽進了對美國社會歷史的學習和考察之中,我的思緒漫遊在書卷的同時,腳步也漫遊在新英格蘭的鄉村和海岸。我怎麼也沒想到漸漸展示在我面前的不是人的作為,是神的大能,正是那些信靠神的人們按神所啟示的真理創造出了人間奇蹟。

  我也突然領悟到,原來我所仰慕的美國政治民主、科學先進、經濟繁榮這當今世界的三朵奇葩其根不在人,而在神。是神把創造所需的道德、智慧和力量置於信祂的人心中。原來我以為自己的某些想法出於高尚的動機,其實最多也只是一種能夠被人承認甚至讚賞的私欲而已。

  當我讀聖經,看到耶穌所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148)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我站在康州的海濱,高舉著雙手,仰望上蒼,一種奇妙的感覺通遍全身。這太不同尋常了!我立即趕回紐約,找到牧師,問他,我夠不夠資格做一個基督徒。他問了我一些問題之後,便同意給我施洗。

  我終於得救了,新生後的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輕鬆。但對自己的同胞卻有著沈重的負擔。我天天禱告,求神開路。終於,我感到了神的呼召。19951月,我異常順利地進入神學院,開始接受神對我的重新裝備。一個學期之中,神就讓我再一次堅信:我現在走的路是一條最值得走下去的路,因為這是一條永生的路,是天路。(作者來自上海,現在美國達拉斯任傳道。原文載於《海外校園》199612月號)

 

(77期,20002月號)

 返回目錄